朱熹与程颐在易经思想上的差异

朱熹与程氏兄弟在很多问题上高度一致，只是在《易经》思想上分歧较大。程颐告诫弟子：“《易经》诸家百余，难尽通读。若未曾读过，不解文义，则必读王弼、胡瑗、景公三家，务须明文义，通读透彻，方能用心。”张载认为程颐之所以推荐大家读王弼、胡瑗、王安石三家的《易经》注，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摒弃了象书派的方法——不讲相体，重义理。程颐则更偏爱《易经》中的义理派。

朱熹说：“《易经》是一本占卜之书先天八卦图，后人以为它只限于占卜。王弼用老庄来解释，后人只把它当作理论，不当作占卜，也是不对的。”他认为程颐的方法与王弼的方法类似痣的位置，都把《易经》的范围缩小了。朱熹说：“卦、爻辞包罗万象，就看人怎么运用。程先生只阐明一个道理。”“以前对《易经》的解释，多是讲象数，程颐以后八字起名，人们才开始讲道理。”

在朱熹看来，《易经》的卦象如果只用来解释道理，那么就成了一本“比喻之书”，就像庄子用比喻来解释道理一样，失去了占卜的本意。这种方法不是解释《易经》，而是儒家学者用《易经》来解释自己的思想。因此，朱熹无法认同程颐的解释《易经》的方法。他急于恢复《易经》的本意，建立一种能够将象数与义理融为一体的新的易学思想，用象数来解释占卜，再从占卜中推导出教法来解释义理。这种新的易学思想的先驱就是邵雍。

朱熹不同意程颐的《程氏易传》，编纂了《易经本义》，两书均成为明代官方教科书。

邵雍的易学逻辑

邵雍与程颐是好友，但两人的易学思想却大相径庭。程颐说邵雍的思想是“空中楼阁”，“有失偏颇”。程颐谢绝了邵雍传授易学的好意。邵伯文说：“易川不问先天之学，祖宗秘而不宣。”程氏二人与邵雍有“道不同，无谋”之感。朱熹尤其赞赏邵雍，他说：“易川《易传》也有残缺之处，康节传得很好，他却置之不理。”在《周易本义》中，邵雍的《先天图》被放在卷首。他所写的另一本书《易学启蒙》更像是对邵雍易学的研究。

邵雍是易学中书家，象书学的继承者。易学派的王弼曾说：“言生象”，“象生意”。他把“意”比作鱼和兔子，“意”比作笼子和猪蹄星座分析，说“得鱼忘笼子”，“得兔子忘猪蹄”。明白了“意”，就不必执着于“象”和“言”。邵雍说：

“有意必有言，有言必有象，有象必有数。数立则象生，象生则言明，言明则意明。象与数，即是陷阱与圈套；言与意，即是鱼与兔。得了鱼与兔，则可说必有陷阱与圈套；舍弃陷阱与圈套，而想得鱼与兔，则永不得得。”

他虽然也承认“象数”生于“意”，但反对王弼“得意忘象”、“得意忘文”的思想。“得意”必须通过对物象和数的研究，不可能抛弃象数而希望“得意”。所以邵雍和陈抟一样，主张意、文、象、数四要素缺一不可。《观武内篇》对意、文、象、数作了如下解释：

“意为万物的本质，言为万物的情，象为万物的形，数为万物的本体。”

通过意、文、象、数，可以穷尽事物的性情、形态、体态，知道事物生发、生长、聚敛、贮藏的规律，此为帝王之道。在邵雍的易学逻辑中，数是最基本的事物痣相，通过数的推演，可以领悟象，进而得到意、文。意、文是事物的终极原理。所以他说：

“天下之数，出于理，违背理则为术。天下之人，以数入术，故不入理。”

“以数明理”是邵雍的易学逻辑，他通过研究数逐渐上升，最后明白了理。如果像王弼、程颐那样，重义重文，只讲理，却失去了象数，不研究数，那就等于从头开始。

邵氏的义学始于数，终于理。

邵雍的先天学

《庄子天运》中有孔子拜见老子的寓言，孔子说他通读了六经，论及了先王之道，通晓了周、赵之迹，为什么还不受重视呢？老子回答说：“六经是先王之迹，怎么是迹呢？你说的也是迹。迹是人走过的地方，迹是人走过的东西吗？”他认为文字和经典只是祖先留下的足迹，如果执迷于文字和经典，就走不上大道。真道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，所以老子说：“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”庄子也说：“心之所为，不能用语言来表达。”

在此理论的基础上，邵雍发明了“先学”一说。他说：“先学，心法也。后学，迹法也。”先学是心法，只能用心领悟，不能用文字传授；后学是模仿痣相图解，可以通过书本学习。儒家学者所说的，其实就是后学。他们口耳相传，却没有用心领悟。他们只是沿着前人的足迹，执着于足迹，却忘记了踩在足迹上的鞋子。

邵雍的《易学》以数为出发点，他假设了一种只有数而没有文字和意义的状态。既然要用数来推论文字和意义，就不能直接用《周易》来理解，因为《周易》中的文字不仅属于文字，而且是表达意义的——我们需要跳出《周易》去理解《易》。他大胆地说：“要认为《易》先于绘画而存在。”他认为易理在伏羲作卦之前就已经存在。易理不是《周易》成书之后才形成的，而是本来就有的。后世的儒家痴迷于文王、周公、孔子编撰的《周易》，就像一个研究物理世界的人痴迷于《物理》教科书，却不愿面对活生生的自然世界一样。

陈抟、邵雍书家其实是想突破《周易》的框架，建立一套新的易学体系。因此，八卦的数量、八卦的方向、卦形变化的顺序等都与《周易》不同。为了神化自己的理论，书家自称是伏羲易，各种图画前都加有“伏羲”二字；根据《周易》画的图画前都加有“文王”二字，还说有伏羲易、文王易、周公易、孔子易等。

朱熹也说，先天图并非源于邵雍，在陈抟之前就已经存在，只是秘而不宣，主要在方士中传授，世人看不到。他还说，太极图属于先天图的范畴，先天图是一种很古老的图。后人又进一步神化，认为先天图是伏羲所绘，比《周易》更早。如郑少梅在《先天图序》中说，扬雄《太玄经》、管子明《东极经》、魏伯阳《参同契》、邵雍《皇极经世》等均以先天图为依据，将先天图的年代上溯到秦汉以前。

程颐与邵雍相交三十余年，对先天图的来历十分清楚，不会相信先天图是伏羲所画，所以批评邵雍的易学之法是“空中楼阁”，纯属虚构，没有根据。朱熹却为邵雍辩护，只是曲解了程颐的话，说“空中楼阁”就是四通八达。

邵勇与先天图

朱桢《汉商易传》载有多幅书院图，其中与邵雍有关的有四幅：

《文王八卦》

《易经》云：“轸，东方也；巽，东南也；离，光明也，万物可见也，是南方的卦；坤，地也；兑，秋天的卦；乾，西北的卦；坎，水也，北方的卦；艮，东北的卦。”

书家以《说卦传》的记载为依据，画出八卦的方位，图上为南，图下为北，图左为东，图右为西。此排列顺序与后文将要比较的邵雍先天图不同。

伏羲八卦图

朱桢说《伏羲八卦图》从王禹传到邵雍，最后传到郑氏（大概是《郑缺》）。传说伏羲初画八卦时，分别叫初乾、初邪、初根、初兑、初罗、初离、初离、初循，就是最初的八卦。后来，它们成对地相加，就成了六十四卦。邵雍就用这个《伏羲八卦图》来描述六十四卦出现的顺序。朱桢的《周易本义》中，把图名改成了《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》。《先天图》一般指的就是这个，莱布尼茨也见过这个。

六十四卦

李庭芝将《六十四卦相生图》和《易卦相冲图》传给邵雍，邵雍又通过其子邵伯文传给陈思章，这两幅图蕴含了书家的卦变理论。

朱熹《周易本义》将李庭芝所作两卦合为《卦象易图》，上卷中还收录了伏羲所作的《八卦序图》、《八卦方位图》和伏羲所作的《六十四卦序图》。

伏羲八卦序列

《伏羲八卦顺序图》提出乾一、兑二、离三、震四、巽五、坎六、艮七、坤八的顺序，与《说卦传》有所不同。

伏羲八卦方位图

与《文王八卦图》对比，我们发现《伏羲八卦方位图》中八卦的顺序与前者完全不一致。

伏羲六十四卦图

《伏羲六十四卦序图》是依据邵雍的“八分十六，十六分三十二，三十二分六十四”说，加上倍增法，推导出六十四卦的顺序，与《易经》中的顺序有所不同。

朱熹把《伏羲八卦序图》、《伏羲八卦方位图》、《伏羲六十四卦序图》、《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》称为“伏羲四卦”，认为它们全面概括了邵雍的先天卦思想。

后面我们会分两节介绍邵雍的易图思想，第一节讲“伏羲四卦”之间的关系，说明它们与《周易》的不同之处，第二节讲李庭芝、邵雍的卦变思想，并介绍“卦气图”。《皇极经世》是依据先天图写成的，先天图将是理解《皇极经世》的关键。